中央地質調查所抗戰內遷北碚史實

歐陽輝 侯江 張鋒

(重慶自然博物館)

一、引言(歷史契機)

抗戰時期，中央地質調查所為避戰亂，向西撤遷。1937年11月從南京撤退，12月到長沙，1938年7月從長沙內遷重慶，1938年秋到渝，并在滇、桂兩省設辦事處，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辦公樓，開始了戰時相對穩定的科學工作，調查礦產、土壤、古生物，傾注全力于西南資源的研究，成為戰時國內礦產資源調查研究中心。地質調查所能在紛亂的戰時安定下來，直接得益于中國西部科學院。在此，“中國第一個名副其實的科研機構”繼續研究工作，使地質學這門中國近代率先興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學的科研血脈得以傳承，并與其他內遷北碚的科研單位一道，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共同構成戰時內地科學之大觀。

北碚位于重慶市北部，地處江北、巴縣、璧山、合川4縣(民國時期行政區劃)交界，水陸通達，交通便利，自然條件、地理條件優良。1937年7月，抗戰發生，北碚劃為遷建區，戰區機關相繼西遷，紛至沓來，遍及八鎮。有學校、研究機關、工廠和其他機關，以學校和學術機關尤為眾多。僅在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區，就有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多家單位。

1937年11月中旬，國民政府命令各機關遷移。地質調查所倉促奉令，全部動員，于16～18日3天內，將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晝夜趕工裝箱，于18日將202個已裝箱件運赴南京下關。南京旋告緊急，代所長黃汲清組織地質調查所內遷武漢。長江航運吃緊，地質調查所緊急裝箱的202箱重要書刊積壓下關碼頭難以啟運。黃汲清求助于當時兼任行政院秘書長的翁文灝，翁文灝找到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裝船，12月全部運抵長沙。1938年7月，武漢告急，地質調查所再次搬遷，先落腳在重慶市內，后因避免空襲，再度搬遷，最后落腳北碚，書刊、儀器暫時存放在中國西部科學院和其下屬機構兼善中學內。

地質調查所的內遷是奉1937年國民政府各機關遷移命令行事，而黃汲清選擇北碚，則完全出于盧作孚與其胞弟——北碚行政長官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區長盧子英的熱情邀請?！盎貞泝赡昵案鳈C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940年5月18日黃汲清致盧作孚的信函中談及此事。

對于地質調查所，盧作孚早有所見識和佩服，并一直保持密切聯系。1930年為籌建中國西部科學院而進行的華東、華北以及東北的組團考察活動中，在參觀了地質調查所后他對丁文江說：“我們覺得南北走了一圈，難得看出極有成績的事業，地質調查所總算有成績了”。1931年1月2日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兼善中學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就把中央研究院、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科學社、地質調查所、美國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學術研究機關列為其聯絡事業。

鑒于多年的交往與支持，地質調查所遷入之后盧作孚對他所敬重的地質調查所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學院辦公樓作地質調查所辦公場所，同時又在西部科學院院內借予地皮新建辦公大樓，1939年初速建辦公樓，同年春建成。磨片車間在靠江邊的一排平房內。圖書館則建在距北碚1km的魚塘灣。建筑新圖書館，是為圖書儀器安全起見，并因新建大廈(指辦公樓)不敷應用，特于北碚近郊青崗坡地方建一新樓，下層為圖書陳列及閱覽室，上層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開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辦事處因滇越邊界時局日緊，1940年10月起取消并入北碚總所，重要標本、圖書、儀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員遷碚，在天生橋租一小樓，為第三辦公室，計房屋六大間，樓上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樓下為化學試驗室。

關于遷址，在秦馨菱的回憶中是這樣敘述的：“1938年又遷往重慶復興觀巷與四川省地質調查所合署辦公。1939年春又從重慶城內遷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樓內”。遷渝辦公時間是8月18日，詳細地址重慶小A子復興觀巷5號。

此時雖遠不及北京時期、南京時期那種良好的、國內一流的辦公環境，然而，從所設置的第一辦公處(惠宇)、第二辦公處(魚塘灣)和第三辦公處(天生橋)來看，在戰時的狀況下，還是達到了相當的規模，為科研工作的展開提供了硬件保障。

對于此次內遷，代所長尹贊勛在1941年12月14日地質調查所25周年紀念會上的工作近況報告中這樣提到：“黃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戰之初，于艱苦之中，領導同人繼續工作，迄無間斷，又將大批圖書標本儀器材料，一再遷運，而達后方較為安全之地帶，厥功甚偉?！钡拇_，因之地質調查所才得以在國難嚴重時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機關還能維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機關相繼成立，20年來地質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續性得以保持，并繼續發揮其在地質科學上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調查科研合作 交往聯系密切

1.盧作孚對地質調查所的幫助

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對于抗戰內遷北碚的地質調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機構，給予了許多實際的幫助。除遷來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頓、提供地皮建房，到遷來后保證正常運轉的具體事項，可從1940年黃汲清與盧作孚的往來信函中略見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黃汲清就大明染織廠停供惠宇各機關電力一事向盧作孚致函，懇請盧作孚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設法維持惠宇各機關用電：

作孚先生大鑒：

在渝兩次趨謁，未獲晤面，至悵惘。

茲有一事欲為先生陳述者：爰北碚敝所辦公室及惠宇各機關所用電力，一向由大明染織廠供給，至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該廠即實行停止供電，所持理由為奉命增加生產，電力不足，該廠并囑惠宇各機關及敝所向北碚公共電廠接洽用電，以為補救之計。各機關聞訊之下，深同詫異，乃由工業試驗所顧所長毓及清向該廠交涉，請其繼續供電。當與該廠主持人查、謝二君商討良久，卒不得要領。清等以北碚各種建設事業或由先生所提倡，或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織廠之組織亦由先生擔任董事長，故謹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機關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機關所需電力每月不過一百二十度，為量甚微，而需用則甚迫切。除夜間電燈外，西部科學院及中央工業實驗所均需要電力以供化學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電，其影響所及必甚重大?；貞泝赡昵案鳈C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時至今日惠宇一帶已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外人且有北碚為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今者吾人所需之自來水既被大明廠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數電力又被停供于后，科學中心勢必將瓦解。先生向來熱心科學事業，自不忍此種現象之發生，況西部科學院為先生所手創，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頓之虞。

至大明廠方面所持理由為電力不足，而按之實際則并不如是。查該廠內裝安電燈不下數百，工人宿舍內電燈亦不下數十，均徹夜照耀，輝煌燦爛不關閉，若電力果感不足，何以不節省浪費。近聞該廠與江蘇醫學院定約，自本月份起供給該院制藥用電每月二百余度，而以該廠員工赴該院免費診病為交換條件，此益證該廠電力充裕，乃厚于江蘇醫學院而薄于惠宇各機關，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電力廠電力甚微，供給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來北碚新興事業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亞洲飯店等，均賴公共電力廠供電，是其供給市面用電已應接不暇，自無余力供給惠宇各機關，而惠宇各機關之用電除仰給予大明染織廠外，別無辦法。

為此敬懇先生設法維持，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則公私感激無涯矣。專此。

敬頌

勛祺!

黃汲清 頓首

五月十八日

對于5月18日黃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盧作孚及時作了調查并作建議找盧子英幫助。1940年5月27日盧作孚復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書奉悉?！按竺鳌狈盍钤黾由a，收回廠外供電，以致無法再供惠宇用電，殊為遺憾?？茖W研究與增加生產極應同時并重，以應抗戰需要?；萦钏桦娏σ蚜砩瘫表諈^署設法停一部分市場用電，挪以救濟惠宇之各事業，請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幫助。至該廠內部用燈，亦應節省，已提起廠中注意。至與江蘇醫學院定約供電一節，據廠中負責人言，系該院少數用電設備供裝廠中，而以優待職工診病為答謝，對該院內部用燈并未供給，等語。特并復聞。

敬祝

健康!

弟 盧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黃汲清為開展科研工作，曾向時任交通部常務次長盧作孚函索資料，如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等，盧作孚皆及時安排搜集，盡力幫助查找，在交通部重慶的案卷表冊中沒有的，又電告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代為查找。

1940年2月2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頃接本部路政司吳紹曾君函稱“昨經濟部地質調查所金耀華君來司交下鈞座介紹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質調查所函索之資料，前已著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為廣泛復雜，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冊等項亦不完備，搜集頗感困難，是以迄未完竣，已將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齊后，當即送達”等語。特此函達，請煩察照。

并頌

時祺!

弟 盧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鑒：

頃展九月二十二日手書，敬悉一是。矚寄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一節，查該項路線圖部中現無余存，經已電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徑行檢寄，希屆時查收為荷。專復。

即頌

公綏!

弟 盧作孚 拜啟

十月三日

2.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的支持

我國西部幅員廣大，四川及其鄰近地區，如云、貴、陜、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礦藏。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對于該區域的考察與研究，責任重大，且必須依賴先進的學術機關的指導與援助。

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國西部科學院籌備處，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與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人黃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科學家丁文江、秉志(農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為籌備中的西部科學院交換標本、介紹人才。地質調查所在西部科學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進行過經濟援助。西部科學院下屬的地質研究所，從1932年成立開始就與地質調查所合作，接受其經濟和技術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質調查所的常隆慶1932年離所，任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主任。

根據1950年4月22日的中國西部科學院、中國西部博物館人員名冊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處制重慶市人民政府原政權人員簡明登記表記載，時任西南地質調查所所長的黃汲清于1949年受聘為中國西部科學院特約研究員。

3.調查科研合作與協作

地質調查所與中國西部科學院的合作，在內遷之前，多是由地質調查所主持、西部科學院派員參與，以四川及其周邊省區為主的西部地區的地質、石油等自然狀況和自然資源調查以及地質圖的編制等科研活動。內遷之后，則由西部科學院發起，邀請地質調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學院即派員同北平地質調查所特派調查員，在四川西部及西康東部調查地質。1931年地質調查所到松潘等地調查地質的是譚錫疇、李春昱。

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頗注意四川建設，曾幾度派專員來川考察。1935年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又派人來川調查石油，西部科學院特派地質研究所主任常隆慶(兆麟)一同前往資中、自流井等處，作詳細觀察，每處至少須逗留一兩個月。

在由地質調查所承擔的中國本部地質圖編制工作中，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科研人員參與其中。成立于1936年、由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兼任主任、黃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國地質圖編纂委員會，計劃在3年內完成懷寧南昌幅、上海杭縣幅、長安洛陽幅、長沙萬縣幅、桂林湘潭幅、貴陽昆明幅和西寧酒泉幅等7幅1：100萬地質圖幅，并命名29幅以待將來編制。其中的長沙萬縣幅由田奇

、謝家榮、西部科學院一人組成，貴陽昆明幅由黃汲清、譚錫鑄、李春昱、西部科學院1人組成。又計劃從速編制幾個重要區域1：100萬地質圖，其中成都巴縣幅由黃汲清、譚錫鑄、李春昱負責，并加入西部科學院1人。此項計劃由于戰爭的影響延至抗戰勝利后繼續進行。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質調查所委托，進行四川各地的鹽水化驗。

1942年2月，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常隆慶等與中央地質調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測攀枝花鐵礦。后由常隆慶主筆完成《攀枝花磁鐵礦探測調查》。

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質調查研究成果，為后來該地區的地質科研工作打下基礎。無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證明其學術價值，地質調查所研究人員的論著中引用到了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一號《重慶南川間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章鴻釗所著《中國中生代晚期以后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動期之檢討并震旦方向之新認識》一文引用，并被王鈺著《關于半河系》參考。常隆慶1937年著《寧屬七縣(現西昌地區)地質礦產》(四川省建設廳出版的四川資源調查報告之一)被地質調查所李春昱的《四川運動及其在中國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羅正遠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一卷第二號《四川嘉陵江三峽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王朝鈞、關佐蜀、靳毓貴、李耀曾執筆的《北碚地質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與江北期礫石層之生成》參考。

地質調查所內遷北碚以后，在西部科學院的協作下繼續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豐碩，出版事業不斷。出版品有《地質匯報》、《地質專報》(甲、乙、丙三種)、《中國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種)、《中國地質史》、《中國地質圖》、《特刊——中國地層史》、《燃料研究?？?、《制圖匯刊》、《地球物理?？?、《地震專報》、《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專報、〈土壤特刊〉甲、乙兩種)以及雜項等共12類19種，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號的《地球物理?？?，刊載《湖南水口山鉛鋅礦區試用扭秤方法探測結果》(李善邦、秦馨菱)、《單極電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儀原理計制造經過》(李善邦)，記錄了20世紀40年代物理探礦、地震記錄方面的早期成果，為中國地球物理學開創了基業。

據《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所載，地質所在抗戰其間已完成、發表科學論文、報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鎢礦地質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鹽礦志》(李悅言，1944)、《甘肅中南部地質志》(葉連俊、關士聰，1944)、《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黃汲清，1945，本書是經過長期大量的野外調查之后，總結國內外資料完成的一部中國大地構造的經典著作，使黃汲清成為中國歷史大地構造學無可爭辯的創始人和奠基人)等為開拓性重要調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導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地質調查所(后1941年被定名為中央地質調查所)在抗戰時期，為了探測抗戰和軍工所需要的礦產資源，在西部科學院的協助與合作下，地質調查所地質與礦產調查工作區域轉向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鐵礦外，還發現了諸如貴州鋁土礦、云南磷礦、廣西鈾礦等一批重要礦產地。為抗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4.遷入后的一些活動

1938年1月，實業部改為經濟部，地質調查所改隸經濟部，更名“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后來，為與河南、湖南、兩廣等省相繼成立的地質調查所區別，1941年夏開始使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名稱。

地質調查所有正副所長各一人，分地質調查室、礦物巖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質采礦研究室、測繪室、土壤研究室、化驗室、陳列館、圖書館以及文書、會計、庶務、人事等室[見楊家駱主編《北碚志稿》(二)(1945年)“遷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質調查所昆明辦事處撤銷，遷至重慶北碚。為防日軍空襲，地質調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較分散?？偹O在文星灣現重慶自然博物館北碚陳列館內，圖書館建在2km外的魚塘灣，在遠離鎮子4km的天生橋建造了一些簡易辦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國地質學會在文星灣地質調查所舉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紀念會，會后楊鐘健作“許氏祿豐龍之采修研裝”的講演，并引導與會者參觀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6～8日，許氏祿豐龍在地質調查所對外公開展覽。這是許氏祿豐龍在重慶的首次公開亮相，每天觀眾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許氏祿豐龍也被轉運到了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許氏祿豐龍又被轉運到了北京。

1943年，中國西部科學院聯絡中央地質調查所等10余家科研機構在北碚文星灣惠宇籌建中國西部科學博物館(即中國西部博物館)。1944年12月，中國西部博物館在北碚文星灣正式成立。中央地質調查所作為籌備單位之一，負責其地質館的布置。在此期間，亦完成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裝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活動。此外還有在黃汲清先生的指導下，中國西部博物館的十余名工作人員完成了我國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國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動，足見其科學性，現陳列于館內發揮教育大眾的作用。還有抗戰勝利日益臨近，中國西部博物館將許氏祿豐龍翻制一套模型繼續陳列在展廳內，將正型標本替換下來。

三、內遷西部腹地，意義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的近10年時間里，中國出現了一個科學文化繁榮時期。而在抗戰時期，全國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內地卻因禍得福，獨樹一幟。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內遷，是一次“科學內遷”，是地質學等學科研究事業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發展階段?？蒲袡C構、科技人員、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紛紛轉移至大后方，使戰爭的損失盡量減少，為在大后方繼續科研工作，以及為戰后科研工作的開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質條件，民族科學的血脈得到保存。

1.改變了中國地質學等科技的空間分布

科學發展的時空分布受歷史、文化、政治、經濟、自然等等因素影響?？箲鸺词且粋�顯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變了近現代中國地質等科技的時空分布的典型案例?？箲饡r期，中國的地質等科技格局發生變化，地質等科技中心發生了轉移。重慶、昆明、成都等地成為中國地質科技的戰時主要分布區，而重慶作為戰時中國的陪都，政府各部門、中央各主要科研機關、重點大專院校等紛紛聚集于此，從而使重慶成為戰時中國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碚期間，一批中央研究機關因同地質調查所一樣，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直接幫助下先后內遷北碚。除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外，分布在中國西部科學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機構有，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動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開，植物所在金剛碑)、中國科學社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與惠宇緊鄰的杜家街分布有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經濟部中央工業試驗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灣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狀元碑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后峰巖的經濟部礦冶研究所等，北碚成為當時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可謂學術諾亞方舟?？箲饎倮?，雖然大部分科研機關、高等院?；剡w原地，但對我國地質學等科學技術空間分布的影響卻永久地保留了下來，仍然在發揮作用。

2.又一次地質學等科學的本土化過程

盧作孚早年主動走出去、請進來，有意識地推行科學本土化，是一種文化自覺，其最終目標是為當地建設發展服務?？箲饡r期，科研機構避禍而來，為適應當時所處環境的變化而把研究對象集中在西部地區，并從純粹理論研究轉向更多地服務于當地的實用研究，自然而然進行科學的本土化。這些科研院所內遷后不但傾力于本職工作，并積極參與到地方經濟文化的建設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托，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家單位就參與了編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為國家級的學術研究機構，地質調查所在人才儲備、科研力量、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方面在國內堪稱一流。地質調查所到碚研究人員，使內地擁有一批寶貴的高級研究人才?？茖W家群體在憂思國家民族的命運之時，以一種務實的姿態，堅守書齋，積極作為，除進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還直接加入到當地的研究機關、高校以及工廠等，領銜或參與當地地質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紀40年代曾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國后任職于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后任所長，兼重慶大學地質系教授；楊鐘健曾在重慶大學兼職任教；李春昱曾兼職于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1938年離開地質調查所，出任四川地質調查所所長；黃汲清兼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國地理研究所工作；金開英1938年隨同沁園燃料研究室一同轉到重慶動力油料廠。202箱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運往北碚，充實了基礎設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戰勝利后回遷原地，但移贈房舍、部分標本等仍然繼續發揮作用。中央地質調查所第一辦公樓(現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內的地質大樓)1946年移交給中國西部博物館。

3.形成西部內地科研文化高潮

盧作孚1930年創辦的中國西部科學院，在開創之初，即為西部內地一面科學的領軍旗幟。后因經費等原因，地質研究所等相繼停辦。然而，盧作孚對科學的熱情并未削減。盧作孚“向來熱心科學事業”(黃汲清)，在紛亂的時局里，為知識群體安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用中國西部科學院這塊物質平臺，搭建起內遷科研機構的避風港，使內遷機構研究工作的連貫性得到保障，傳承了科學文化的精、氣、神。在國土淪陷的危難之時，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研究機構，在大后方堅持科研工作，進行“科學救國”。意雖不在改造當地相對落后的科學文化狀況，而實際上先進的科學思維、方法、人才、體制等，帶動和提升了西部地區科學文化的進步，出現空前的繁榮。以中央地質調查所為代表的中國大部分頂級科研機構內遷重慶、北碚，地質、生物、農林、工礦、醫藥、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內遷給遷入區的科研活動補充了新鮮血液，改善了遷入地區的科研條件，加強了科研力量，改變了科學技術在全國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對平衡了中國的科技分布。內遷科研機構的學術進程，與盧作孚一直以來在當地所探尋的現代化、科學化的過程相一致，成為抗戰時期以北碚為代表的西部內地近現代科學文化發展的主線，所從事的工作實踐、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使得內地認識自然現象和規律的知識體系變得豐富起來。外來的先進文化繁榮了當地科研文化狀況，呈現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歷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結語

地質調查所在北碚的時間為1938年7月～1946年1月。經歷了整個八年抗戰時期。期間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無私援助和物質保障下，地質調查研究所等各個研究單位的共同努力，地質等科研資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質等科研基礎條件，又促進了區域內科技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開放共享。全國各科研機構云集大后方，形成內地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地質調查所與其他研究所間更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與當地社會經濟建設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合作更為廣泛，在內地形成互為補充、相互結合的科技平臺，改善了中國地質等科學資源分布的格局。內遷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礎上，根據戰時需要，調整研究重心于應用科學，注重實地科學調查，獲得大量西部地區第一手資料和標本，充實了該地區的學科研究。內遷給內地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撐，帶動了內地地質等學科科研實力的提升，推動了戰時大后方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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