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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線消毒燈管哪個牌子好?

來源:環保設備     添加時間:2022-12-15 14:20:49

一、紫外線消毒燈管哪個牌子好?

紫外線消毒燈管目前分為進口和國產。

進口牌子有:飛利浦、萊紹思、賀利氏等。

國產牌子有:晨傲、君睿、雪萊特等。

這些都是行內比較出名的!

晨傲 是近年來的新秀,雖是國內品牌,但是質量和殺菌效果是很好的,價格便宜,性價比高,國內很多的商家都它們的牌子燈管。

紫外線消毒燈推薦你購買美國路陽的LUV-16,這款紫外線消毒燈做工很精細,鋁合金外殼,飛利浦紫外線殺菌燈管,定向照射,還贈送紫外線防護眼鏡,我們單位實驗室配了好幾臺LUV-16紫外線消毒燈,感覺不錯。

二、數字示波器的優點有哪些?

◆ 數字示波器是數據采集,A/D轉換,軟件編程等一系列的技術制造出來的高性能示波器。數字示波器一般支持多級菜單,能提供給用戶多種選擇,多種分析功能。還有一些示波器可以提供存儲,實現對波形的保存和處理。 目前高端數字示波器主要依靠美國技術,對于300MHz帶寬之內的示波器,目前國內品牌的示波器在性能上已經可以和國外品牌抗衡,且具有明顯的性價比優勢。

◆ 幾個大品牌數字示波器

● 泰克數字示波器

泰克TDS1000B數字示波器是泰克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具備了高達100 MHz的帶寬和高達 1 GS/s 取樣率,并擁有輕巧設計和經濟實惠功能的數字示波器,TDS1000B系列數字示波器的便攜式標準功能包括USB連接能力、12種自動測量、簡單的用戶界面、上下文相關幫助、探頭檢查向導和終身保修服務。

● 鼎陽科技數字示波器

SIGLENT是全球最大的數字示波器ODM制造商,是目前國內出貨量最大的示波器生產廠家。

國際化的研發理念,打造出性能更強大、操作更人性化的SDS1000CFL系列!該產品秉承了鼎陽產品的多功能、高性能,提供最多四通道與一個外部觸發輸入通道,可同時捕獲顯示多路信號,滿足產品開發及驗證的應用需求。同時,產品配備高達2GSa/S的采樣率, 7寸彩色TFT LCD液晶屏,滿足了復雜硬件設計中更高帶寬、更高采樣率的測試需求。單通道24K的存儲深度更是領先于國內同類型產品,信號觀測時間更長、更深入洞察信號細節。強大的觸發和分析能力使其易于捕獲和分析波形,大大提高測試效率。豐富的接口配置實現與PC無縫連接,滿足對波形數據的處理需要及快捷組建測試系統。

● 福祿克數字示波器

FLUKE5500A是美國福祿克公司的一款高性能的多功能校準儀,可以對手持式和臺式多用表、示波器、示波表、功率計、電子溫度表、數據采集器、功率諧波分析儀、過程校準器等多種儀器進行校準。FLUKE5500A提供了GPIB(IEEE-488)、RS-232、5725A三種標準接口;在安全性方面滿足IEC 1010-1(1992-1)、ANSI/ISA-S82.01-1994、CAN/CSA-C22.2NO.1010.1-92標準;FLUKE5500A輸出電壓可以達到1100V,電流輸出可達11A,可以提供直流電壓和電流、交流電壓和電流的多種波形和諧波,同時輸出兩路電壓,或者是一路電壓和一路電流,模擬功率、電阻、電容熱電偶和RTD。其示波器校準件還提供了穩幅正弦波、快沿、時間標記和幅度信號。

◆ 數字示波器優勢優點

1.體積小、重量輕,便于攜帶,液晶顯示器

2.可以長期貯存波形,并可以對存儲的波形進行放大等多種操作和分析

3.特別適合測量單次和低頻信號,測量低頻信號時沒有模擬示波器的閃爍現象

4.更多的觸發方式,除了模擬示波器不具備的預觸發,還有邏輯觸發、脈沖寬度觸發等

5.可以通過GPIB、RS232、USB接口同計算機、打印機、繪圖儀連接,可以打印、存檔、分析文件

6.有強大的波形處理能力,能自動測量頻率、上升時間、脈沖寬度等很多參數

數字示波器的幾個重要參數:

三、目前我國質量監督檢查的重點產品有那些

可能危及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產品 這類產品直接涉及人身安全,往往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是產品質量監督抽查的重點。例如:家用電器、熱水器、電梯、電工設備、飲料、食品等

四、六安哪里有賣著色滲透探傷劑

六安估計不會有賣的,這些產品太專業,一般省會的專業公司才會備貨,你可以咨詢上海廠家,問一下當地代理商的電話,上海路陽儀器有賣,你也可以咨詢一下。

五、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是什么意思

中國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在它的傳承、傳播和發展過程中,古代知識階層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余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認為,知識階層并不是近代獨有的現象,“每一個社會都有其知識階層,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識分子的問題”。他指出“知識階層在中國古代的名稱是‘士’,但‘士’卻不是一開始就可以被稱作知識階層?!俊優橹R階層,其間有一個重要的過程”。春秋戰國時代社會階級的流動,“導使士階層在社會性格上發生了基本的改變”。本文就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崛起及其早期行程作一些考察,并對余英時先生的有關論點提出商榷意見。

春秋戰國時代新興知識階層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征

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士”?!笆俊钡姆Q呼由來已久,論者從文字訓詁的角度對“士”的原始含義和指稱作過種種解釋。不管“士”的原意究竟何所指,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文獻中的“士”主要是指下級貴族?!蹲髠鳌坊腹辏骸扒渲脗仁?,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薄秶Z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弊阋哉f明士屬于低層貴族。所謂“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祿田,與庶人受田耕作的性質不同。西周時代禮不下庶人?!秲x禮》記載先秦名物制度甚詳,其《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士喪禮》、《士虞禮》五篇,皆冠以“士”。姚際恒指出:“其實多通大夫以上而言,蓋下而為民,上而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雹龠@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士是處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個低層貴族等級。

作為貴族,士要具備當時貴族所必需的一些專門知識。學習的科目是所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顧頡剛認為古代之士皆武士,士之學“表面固為禮節,為娛樂,而其主要之作用則為戰事之訓練。故六藝之中,惟書與數二者乃治民之專具耳”②。強調士之訓練以射、御為主是對的,但認為禮、樂訓練是表面文章,“惟書與數二者乃治民之專具”,這個說法似難以成立。作為低層貴族,禮、樂訓練也是治民必備之知識?!秶Z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薄抖Y記王制》說:“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笔恐允鞘?,身份地位高于“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這些“執技以事上者”,除了因為他屬于低級貴族之外,他的文化素養也遠非后者所能比擬。如果只會射御而不懂禮樂書數這些道藝,那就不成其為合格的士了。

西周和春秋前期,車乘甲兵由城邦的國人組成,野人只能當徒兵,而士則是這支軍事力量的重要骨干?!秶Z魯語》說:大夫有“貳車”,士有“陪乘”。所謂“乘馬之法”是“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③,甲士即由士擔任。執干戈以衛社稷,是士必須履行的義務?!抖Y記王制》云:“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笔砍藫诬娛铝α康墓歉芍?,還是城邦國家選拔官吏的重要來源?!抖Y記王制》有一套司徒、司馬選拔士之賢俊“以告于王,而定其論”的制度?!罢摱?,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祿之?!薄抖Y記》成書時代雖在戰國或秦漢之際,但《王制》所載的一些制度當有歷史根據?!秶Z周語》載內史過談到西周的制度時說:“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笨梢娛侩m然是低于大夫的貴族等級,也和大夫一樣可以擔任官職,但多數情況下是公卿大夫的屬官或其家宰?!秶Z魯語》說,卿大夫“序業”,士則“受業”,反映了他們之間的上下關系。士作為基層官吏,除了管理稅收府庫這類工作之外,還要承擔執法的任務?!吨芏Y秋官小司徒》:“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薄靶∷究堋睂俟儆小笆繋煛?、“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朝士”,職責都是聽訟斷獄。執法之吏多由士承擔,這大概與古代兵刑不分的傳統有關。

先秦文獻中的“君子”,是貴族的通稱,而“士君子”則專指有官職的士?!赌臃菢飞稀罚骸巴豕笕嗽槌掏?,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蓖瑫渡匈t下》:“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眾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庇捎谑康馁F族身份是城邦國家各級官吏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所以文獻中有時也用“多士”來泛稱各級官吏。如《詩經周頌清廟》就有“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的詩句。

但是無論在西周或春秋,并非所有的士都擔任官職?!豆茏映笋R》:“士閑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睂O詒讓云:“謂不為君臣,則與民同受九職之功,而不得受分頒之賜給也?!雹佟安粸榫肌钡氖?,即不擔任官職者,他們不得享受“分頒之賜給”,但仍要服兵役?!对娊泧L標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薄睹ァ罚骸坝卩蹬?,無與士耽?!薄兑坝新罚骸笆颗c女,方秉兮?!彼佒笆俊睉嗍遣蝗喂俾毜氖?。

《管子小匡》記齊桓公問“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仲說:“圣人之處士必于閑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主張士農工商四民“不可使雜處”。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認為“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群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②。其實,士農工商四民之說雖屬后起,但他們原先確實是各有居處而不得混雜的。在國野畛域尚未消失之前,住在國中的士農工商,“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③,各有固定的居住區?!秶Z齊語》有同樣的記載:“昔圣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昔圣王”之時,當指先前的西周時代。這種依身份劃分和帶有封閉性的居住區的布局,是由當時階級關系別貴賤的需要所決定的。士是低層貴族和有職之人;農是具有國人身份的農民;工商食官,勞動者大多是奴隸。他們各有居處,不相往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①。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發生激烈變動的時代。在這個社會轉型時期,新舊事物共生而混雜,“奇辭起,名實亂”,“貴賤不明,同異不別”②。階級和等級關系都出現了巨大變化,士的成份隨之也就不再限于低層貴族了。③春秋時期,不少士已喪失了貴族身份而淪為平民,而一些有一技之長的平民則脫穎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中來?!豆茏訂枴罚骸叭酥_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貧士之受責于大夫者幾何人?”這些士或親自耕田,或因貧困而借債,顯然都已非享有祿田的貴族。前引《國語齊語》和《管子小匡》載管仲建議恢復“昔圣王”之時讓士農工商分區居住的制度,也說明到了齊桓公之時,士已經被視為和農工商并列的“四民”。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貴族出身的管仲,由于家庭貧困,曾和鮑叔牙一起做過生意,“分財利多自與”④。管仲沒有受過系統的六藝教育,但他憑借自己的才能,卻因緣際會,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成為春秋時代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鬃拥南仁离m是貴族,但他少時也“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⑤;亦即在季孫氏手下當過管理倉庫和畜牧的小吏。墨子出身不詳,學者或疑“墨”為刑徒之稱⑥,從墨子的言行來看,說他出身微賤當不為過??啄@春秋時期的兩大學派,其門徒很能說明士的成份之復雜?!秴问洗呵镒饚煛氛f:“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于鄉曲,學于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于禽滑黎?!边@些村夫、牙商、盜賊和騙子,都得以成為顯學名士,在貴賤有別、等級森嚴的制度沒有崩潰之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士作為新興知識階層的崛起,是春秋時代階級關系變動最重要的歷史內容之一。

到了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公室和私門爭相養士,士的流品就更加五花八門了。范文瀾把戰國時代的士分為四類:一類是學士,如儒、墨、道、名、法、農等專門家,著書立說,提出各種政治主張,在文化上有巨大貢獻。一類是策士,即所謂縱橫家,長于政論,憑口舌辯說獵取富貴。一類是方士或術士,可分兩等,一等是天文、歷算、地理、醫藥、農業、技藝等學科的專門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貢獻;一等是陰陽、卜筮、占夢、神仙、房中術等騙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類是食客,數量最大,流品最雜,其中包括雞鳴狗盜之徒,任俠刺客、奸人犯罪、賭徒屠夫和市井無賴等。①范文瀾上述分類中的某些人雖然并不屬于知識階層,但他比較全面地概括了戰國時代士的職業分途和社會屬性,為我們理解士作為新興知識階層的構成和整合提供了一個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切入點。

由于士的流品復雜,其稱呼的覆蓋面非常廣泛,因而戰國時代的士并不能和知識階層劃等號。那些沒有掌握文化知識的武士、游俠和食客之類,顯然是不能列入知識階層的。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古代知識階層原型的士,看成僅限于先秦諸子各學派的道術之士。不同時代的文化有其不同的歷史內容。春秋戰國是我國古代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發生深刻變化和迅速發展的時代,新興知識階層在從其先輩那里繼承歷史積淀的文化知識的同時,不但會舍棄一些不符合時代需要的舊的文化知識,還會創造一些時代所需要的新的文化知識。就總體而言,春秋戰國時代的新興知識階層不但在知識結構方面比西周的貴族階級合理,更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而且其隊伍的規模也要比西周的士龐大得多。

《禮記王制》說:“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狈从沉舜呵飸饑鴷r代士的射、御教育已經退居次要地位,而《詩》、《書》則成為與禮、樂并重的學習科目。事實上,到了春秋后期,禮樂在一些諸侯國已經崩壞,不論是新興知識階層或貴族階級,有許多人已經不熟悉那些繁瑣的禮儀和缺乏生命力的音樂舞蹈了。魯國的孟僖子對禮儀不熟悉,感到遺憾,臨終時吩咐他的兒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去師事孔子。魯國貴族如此,其他諸侯國貴族不懂禮的恐怕就更多了。但在禮樂崩壞的同時,器用之學卻獲得了發展的機遇,這也就造就了一批器用之學的知識分子。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原道》中談到諸子百家的興起時說:“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于范圍,則一陰一陽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為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

章學誠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春秋戰國之前,在“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范于一”的情況下,“道”是不離“器”的;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王官之學散在民間,“官師治教分”,“道”和“器”就分離了。自此之后,諸子皆紛紛言“道”了?!白匀擞兄^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雹?

余英時在引用章學誠上引這段話時說,王官之學散為百家之后,“從此中國知識階層便以‘道’的承擔者自居,而官師治教遂分歧而不可復合”②。關于官師治教是否分而不可復合,我們在下文還要論述,這里要指出的是,章學誠認為春秋戰國之后“道”、“器”分離是學術發展的趨勢,“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而是“仁見謂仁,智見謂智”,這個見解確實是很精當的。余英時把章學誠這段話援引為“道統”觀念當時“已露其端倪”的佐證,似與章氏原意并不一致?!暗馈?、“器”分離之后,新興知識階層崛起,其中有些人確實只是坐而論“道”,以“道”自任;但“道”已經多元化,“因人而異其名”了。與此同時,社會上還出現了一批天文、歷算、地理、醫藥、農業、技藝等器用之學的專門家,他們也是新興知識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肚f子天下》篇說:

“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煜轮烁鳛槠渌梢宰詾榉?。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莊子慨嘆王官之學散在百家之后,“內圣外王之道”就“暗而不明,郁而不發”了。他所說的“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的“百家眾技”,就包括上文所舉各方面的專門家在內。他們雖然是“一曲之士”,不像先秦諸子那樣對“道”感興趣,而只從事器用之學,但也屬“百家”的一部分,也應歸入新興的知識階層。西方近代學者把知識分子限定在關心社會政治現實并持批判態度的人文學者這一群體。我們在探討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形成和演變時,沒有必要完全接受西方學者關于知識分子的定義和標準,應該從我國具體的歷史實際出發來作出自己的理論概括。戰國時代,正是由于新興知識階層成份的變化及其知識結構的改善,才突破了先前一統的道德標準和學術規范,出現了百家紛呈,“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的局面,并產生了一大批人文道術和科學技術的著作。在《周禮》和《管子》等書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設計,還可以看到許多有關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犊脊び洝肥枪糯止I技術規范的總匯,甘德、石申的“星占”記錄了觀測天文的珍貴資料,《禹貢》開創了我國古代地學分區域和分部門研究的范例,《墨經》反映了我國古代光學、力學和數學等方面的許多成就,《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總結了傳統農業的重要生產經驗。對于這些科學技術方面珍貴歷史遺產的作者,我們顯然是沒有理由把他們排除在古代知識階層之外的。

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的篇首曾正確地指出西方學者關于知識分子的定義并不適合于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可惜他并未能把這一觀點貫徹到自己的論述當中。他引用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思(TalcottParsons)關于“哲學的突破”的觀點,認為“哲學的突破”與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有極密切的關系,突破的結果形成了一個“文化事務專家”集團,他們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最初型態。①在余英時看來,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就是中國“哲學的突破”,而以儒、墨兩家為先導的諸子,正是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啊軐W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關系之中而各有職事:他們并沒有一個更高的精神憑藉可恃以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發展了這種精神憑藉,即所謂‘道’?!雹诎凑者@種觀點,中國古代一些從事器用之學而并不把“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的“道”作為“精神憑藉”的專門家,也就被排斥在新興知識階層之外了。在另外地方余英時又說:“中國知識分子從最初出現在歷史舞臺那一剎那起便與所謂‘道’分不開,盡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義?!雹佟爸R分子不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勢’更尊。所以根據‘道’的標準來批評政治、社會從此便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內之事?!雹谖覀儾环裾J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有些人確實以“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作為自己的精神憑藉,他們的價值取向和政治態度在中國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筆珍貴的遺產。但如果把“道”視為一種價值取向的話,那么應該說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價值取向是多元的,而決不能歸結為“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稘h書藝文志》歸納先秦至西漢的諸子百家,其中如農家、天文家、陰陽五行家、數術家、刑法家、醫家、方技家等,自有他們的“精神憑藉”,但這些人顯然與“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的“道”是疏遠的。而他們的成就和貢獻,同樣也是傳統文化珍貴的遺產。事實上,即以余英時最推崇的儒家來說,許多人也未必都是以“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作為自己的“精神憑藉”。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是個多義性的概念?!独献印吩啤暗揽傻?,非常道”的“道”,是一種自然的法則或萬物之宗。在儒家學說中,“道也者,治之經理也”③,亦即是一種治國的常規條貫。余英時認為孔子強調“士志于道”,而儒家之“道”即是仁義學說??鬃印芭o它貫注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個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的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④。對于孔子學說的真諦,學者可以有自己的詮釋。但應該指出的是,作為具有人文關懷精神的“道”,并不始于孔子和儒家學派?!渡袝低踔a》⑤說:“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之后人?!边@里所說的“道”,即是對包括士在內的貴族階級的一種政治和道德的要求?!对姶笱琶瘛罚骸疤焐?,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偕礁χ?,柔嘉維則,令儀全色,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敝偕礁梢哉f是恪守“道”的一個典型?!蹲髠鳌坊腹贻d季梁曰:“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蓖瑫墓辏骸伴c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強調為政之道要“利民”、“為民”,這種理念和孔子及儒家后學的“民本”思想也是一脈相通的。盡管孔子和儒家學派對“道”的詮釋賦于了更多的新的內容,但我們卻不能抹煞它與先前“道”的觀念的歷史聯系。

“道”作為一種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在西周曾經是包括士在內的貴族階級為自己樹立的政治和道德的準繩。但如前所說,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由于社會關系的激烈變動和士的分化,“道”的觀念已呈現了多元化演變的趨勢??鬃永^承和發展了先前“道”觀念的一些積極內容,強調士要“志于道”,亦即要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園?!墩撜Z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釉唬骸??!映?,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蓖州d:“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钡?,孔子對“道”的這種要求,其弟子門人未必都能做到。至于其他學派或沒有學派的知識分子,各有自己的價值取向和道德理念,他們或者是談不到“志于道”,或者其心目中的“道”與儒家所理解的“道”并不一樣。楊朱“為我”,他的“道”與余英時對“道”所詮釋的“超越他自己個體和群體的利害得失”恰恰相反。墨子“兼愛”,倒是可以說發展了“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但這種泛愛的關懷卻又受到儒家的非議。孟子就把墨子和楊朱一鍋煮,斥責他們“無父無君,是禽獸也”①。儒家鼓吹仁義,法家則公然宣稱明主“不道仁義”②。先秦諸子的價值觀念是如此地格不入,乃至互相攻擊,怎么能把孔子所說的“士志于道”說成是新興知識階層的性格特征,并且說正是孔子對新興知識階層性格特征的形成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呢?③“士志于道”是孔子理想主義的精神,把這種理念看作是現實生活中新興知識階層共同的性格特征,是對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關系的一種虛幻的顛倒,并不符合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實際。

余英時強調士的價值取向“以‘道’為最后的依據”,“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①其實,驅使春秋戰國時代的士去求學、求職和從事政治活動的動力,決不是什么“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而主要是現實的物質生活的需要和對經濟利益與權勢的追求?!秴问洗呵锊┲尽份d:

“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慮于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瓕幵?,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瘜幵皆唬骸堃允鍤q。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鍤q而周威公師之?!?

《史記蘇秦列傳》說,蘇秦家貧,為兄弟嫂妹妻妾恥笑,“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于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彼×鶉嘤?、榮歸故里后,昆弟親友惶恐恭迎,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寧越與蘇秦求學求仕的事例,在春秋戰國時代新興的知識階層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赌由匈t》說:“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闭珏X穆所說,儒墨兩派的門徒都“相望以仕進者”,“覬仕為心理之同,游仕為世風之變,雖大師無如何?!雹诳鬃釉谡f“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的同時,接著說“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鄭玄注:“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饑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雹圻@是對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食”的深刻的詮釋??鬃硬]有用空洞的“宗教精神”來宣揚“道”,而是直率地指出,只會耕田而不學的人不免于饑餓;如果學而謀道則“祿在其中”,可以做官享受俸祿,雖不耕田而得免于饑餓。這完全符合當時士的價值取向。荀子同樣也說:“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雹?

我們不贊成把“士志于道”說成是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性格特征,但并不否認古代知識分子中有些人確實非常虔誠地固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信念??鬃诱f:“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雹倜献诱f:“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雹诳鬃?、孟子和墨子等人是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杰出代表,他們都是非?!爸居诘馈钡?,但他們并不把“志于道”和“仰祿”對立起來??鬃幼约骸叭聼o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③。孟子認為,“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④當然,士的流品很復雜,所以價值取向也很不一樣。有的“仰祿之士”只熱衷于追求富貴,與“志于道”的“正身之士”不可同日而語,例如一些以口舌獵取富貴的游說之士就是如此。但恰恰是這個歷史事實,說明“士志于道”不能用來概括新興知識階層的性格特征。因為這些并非“志于道”的游說之士,同樣也是新興知識階層的組成部分。余英時引用荀子把士分為“仰祿之士”和“正身之士”,承認士階層有分化,又說:“由于所處的時勢不同,荀子筆下之‘士’其流品已甚雜,不可與孔子所言‘士志于道’之‘士’等量齊觀,只有荀子所說的‘君子’或‘士君子’才與孔、孟所稱道的‘士’約略相當?!雹萜鋵?,自從春秋時代士不再完全成為貴族階級的一部分而是作為新興的知識階層出現,其流品便已日趨復雜,并不待到荀子生活的戰國后期。

當士還是貴族階級的一部分時,所謂“士食田”,說明他們是有恒產而不必仰祿的。西周的士之所以不能稱為知識階層,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知識,也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精神憑藉和道德標準,而是因為包括士在內的貴族階級壟斷了文化知識,排除社會下層廣大的平民和奴隸享有學習文化知識的權利。西周士的這種封閉性,使得一個超越貴族階級之外的知識階層無從產生。只有在貴族階級已經分化瓦解之后,王官之學散在民間,“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⑥,才為新興知識階層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歷史條件。春秋戰國時代的士已不再是貴族階級的一部分,而是“四民”(士、農、工、商)之首。它的成員既有沒落的貴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識的平民乃至奴隸。這個在社會轉型時期來自不同階級的士階層,就是中國傳統社會新興知識階層的原型。新型的士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他們雖有文化知識但沒有“恒產”,雖有精神追求但價值取向并不一致。他們或靠文化知識作為仕宦的敲門磚,或者靠一技之長獨立謀生??傊?,不受身份貴賤限制,依靠知識謀生或仕宦,在價值取向上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這才是新興知識階層基本的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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